受贿款由他人代持并投资，收益部分也算受贿金额？

李泽民律师、张利琪

引言

在《他人代持受贿款并投资获益情形下，受贿既未遂如何认定？》一文中，我们详细阐述了代持型受贿行为以“实际控制”为标准区分既未遂的具体内容。但代持型受贿案中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尚需解决，即受贿数额的认定问题。

先来回忆下M某某受贿案，M某某在担任县公安局局长时为Z某公司提供职务帮助，Z某根据M某某的安排，将原本支付给M某某的贿款借贷给他人并收取利息32万元。审理法院最终认定M某某构成受贿罪。本案审理中，一个核心争议问题是：那32万元投资收益，应否计入M某某的受贿数额？

一、投资收益不计入受贿数额的认定逻辑

M某某案中，法院对受贿本金和投资收益作出了明确区分，受贿数额应当限定在行为人收受他人所送财物的数额。

这一数额在受贿行为完成时即已固定，后续通过该笔款项产生的收益，属于犯罪所得的衍生利益，其法律性质与受贿本金是截然不同的。

具体到本案，审理法院在裁判理由中专门阐释了投资收益如何处理的问题。如果请托人将贿赂款自行用于投资，然后将本金连同收益一并送给受贿人，通常可以将全部款项认定为受贿数额。

原因在于，此时，受贿人并未提前控制该笔款项，行贿人对款项的处分具有自主性，受贿人最终收受的是一个包含了投资收益的整体财物。

但M某某案的事实特征不同。M某某在2015年Z某提出交付100万元时，已经对该笔款项作出了具体的处分指示，即让Z某将钱借贷给他人收取利息。这100万元如何投资、投资收益归谁所有，都由M某某说了算。

换言之，M某某在投资收益产生之前，已经实际掌控了该笔受贿款项的处分权和收益权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受贿行为在2015年M某某作出处分指示时即已完成，受贿数额固定在100万元。

其后产生的32万元收益，属于M某某受贿既遂之后，以非法收受的款项进行投资所获得的衍生利益。对于这笔收益，应当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和没收，但不应当计入受贿犯罪的数额。

法院最终认定M某某的受贿数额为100万元，32万元投资收益另作违法所得处理。

二、不同投资模式下数额认定的辩护要点

在办理类似案件时，辩护律师需要重点关注受贿人对贿赂款的实际控制时点，这个时点直接决定了受贿数额的固定范围。

一种常见情形是，行贿人提出给予贿赂款后，受贿人表示先放在行贿人处，由请托人自行投资，等有收益了再一并拿回。这种情况下，请托人对款项的处分具有自主性，受贿人并未实际控制该笔资金。

请托人将款项用于投资并产生收益后，再将本金和收益一并送给受贿人，此时受贿人最终收受的是一个整体财物，司法实践中通常将全部款项认定为受贿数额。

另一种情形则是本案所呈现的模式。受贿人虽然未实际持有款项，但对款项如何投资、何时分配收益等关键事项具有决定权。请托人仅仅是代为执行管理职能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受贿人在作出投资指示时已经实际控制了该笔款项，受贿数额在该时点即已固定。后续产生的投资收益，虽然需要追缴，但不作为量刑数额的依据。

这两种模式的区分决定着当事人量刑的轻重。辩护律师需要精确梳理在案证据，着重审查行受贿双方之间的沟通记录、投资决策过程、收益分配方式等细节，判断受贿人对款项及收益的实际控制程度。

如果受贿人仅仅知晓请托人将款项用于投资，但对投资决策并无实质影响力，则可能倾向于认定为第一种模式。

反之，涉案款项的投资方向、收益分配均由受贿人决定时，请托人只是在执行指令，那么就应当援引M某某案的裁判规则，主张投资收益不计入受贿数额。

此外，在投资收益的计算上，我们还应当注意区分真实投资收益和变相贿赂的问题。通过审查投资协议、资金流水、收益计算依据等客观证据，判断所谓投资收益是否具有真实商业逻辑支撑。

若行贿人以投资收益的名义向受贿人输送利益，而实际上投资行为并不真实存在，或者收益明显偏离正常投资回报率，其超出部分可能被认定为新的贿赂，应当计入受贿数额。

三、结语

M某某案确立的裁判规则可以概括为：受贿人实际控制贿赂款之后产生的投资收益，应当作为违法所得追缴，但不计入受贿数额。这一规则明确了受贿数额的固定时点标准，也为辩护律师在类似案件中主张区分本金与收益提供了直接依据。

在具体案件中，辩护工作的关键在于通过证据还原受贿人对款项的实际控制时点，准确界定受贿数额的边界，避免投资收益被不当计入量刑依据。

同时，对于投资收益的真实性保持审慎审查，防止变相贿赂以投资名义被掩盖。这一裁判规则的明确，有助于在打击腐败犯罪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。